由于天生双目失明，我看不到自己的样子，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来塑造自己的形象。遗憾的是，在别人眼里，我的形象似乎更残缺。 有些人认为既然我看不见，当然也就听不见。于是经常有人扯着嗓门儿和我讲话，把每个字都咬得十分清楚；还有人当着我的面儿窃窃私语，认为我听不到。例如每当我去机场，请机票代理帮我登机时，他（她）总会拿起电话叫服务员，并低声说：“喂，这儿有位老人需要帮助。”他们不使用“盲人”这个词，似乎是不想让我知道这个我以前也许没有意识到的可怕事实。 还有的人认为，盲人当然能听到别人讲话，只不过自己不会说话。例如当我和妻子出去吃饭时，侍者经常会问她：“他想来一杯吗？”这时我就会抢着回答：“他确实想来一杯。” 但最夸张的例子还要属我在英国的一次经历，当时我正在牛津大学进修法律。一天我生了病，被送到医院里。我坐在轮椅上，被护理员推向X光室。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———我是凭声音判断的———问护理员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 “你叫什么？”护理员问我。 “哈罗德·克伦茨。”我回答。 “哈罗德·克伦茨。”他重复道。 “他何时出生？”“1944年11月5日。”我答。 “1944年11月5日。”护理员重复道。 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5分钟，直到我那圣人般的耐心终于用尽了。“嘿，”我脱口说道，“这简直太荒唐了。的确，我看不见东西，但你们没发现我根本用不着一位翻译吗？” “他说他不需要一位翻译。”护理员向那位女士报告说。 但最令我痛苦的偏见莫过于由于我失明，人们认为我“无法胜任”工作。先后有40多家律师事务所拒绝了我的求职申请，尽管我的履历中包括一份哈佛大学的优等成绩通知单。不停地有人告诉我盲人不能当律师。根本不考虑我的能力，仅仅因为我失明就把我拒之门外，是我遇到的最残酷的现实。 幸运的是，1976年4月16日美国劳工部颁布法令，规定残疾人享有与健康人同等的就业权利，残疾人的就业前景才变得乐观起来。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雇主们会用当年一个小男孩那样的眼光来看待身有残疾的雇员。当时我们一家住在斯卡斯戴尔，我和父亲经常在后院打篮球。由于我看不到篮板，我俩就制定了游戏规则：父亲站在篮筐下面，他一喊我就向那个方向投篮。 有一天，隔壁一个5岁的男孩带着他的伙伴来到我家后院。“他是个盲人。”男孩轻声对朋友说，但我和父亲都听到了。这时父亲投篮不中，我也没有投中。父亲再投，他投了个“三不沾”———篮球哪儿也没碰到。我再投，球碰到了篮圈。“哪一个是盲人？”男孩的朋友问男孩。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当一位工厂经理巡视生产线、领班向他介绍工人中有位残疾人时，经理在观察一会后能够发问：“哪一位是残疾人？”